南泥湾龚玥伴奏:听冼恒汉同志谈韩先楚同志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科学网 时间:2019/10/23 01:35:13
听冼恒汉同志谈韩先楚同志 

    1973年12月,毛及中共中央决定对全军八大军区司令员实行对调。与我合作很好,同时也深孚众望的军区司令员皮定均调任福州军区司令员,当时任福州军区司令员的韩先楚则调任兰州军区司令员。

在中央的会议上,毛亲自接见各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和我们这些新搭档一起分别照像,并语重心长嘱咐大家要团结一致,努力把工作搞好。与我和韩先楚照像时,毛特别指着我对韩说:“冼恒汉是个老实人,你到了兰州后,可不要欺负他呀!”我们听了都哈哈一笑,认为是主席开玩笑。

12月,我奉命去福州亲自接韩来兰州上任,当时的福州军区政委李志民曾私下对我说:“我把一个瘟神给你送去了,你可要当心啊。”我心想,没这么严重吧?听过后也就没有放在心上。

韩先楚这个人我本不太熟悉,因为从来没有在一起干过。这个人在战争年代是很有名气的,曾经立下过赫赫战功,1955年授衔时被授于上将军衔。他参加过抗美援朝,回国后一直担任福州军区司令员和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根据毛、中央、军委的指示,执行对福建省的“支左”任务。因此,他实际上是:福建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福州军区司令员以及党委第一书记。党、政、军大权在握,集四个第一于一身的“福建王”。

韩先楚上将

兰州军区是一个条件艰苦的军区,地处西北,自然环境恶劣。干部基本上都是解放大西北时一野的人马,还有后来调入的一些干部。这些人长期工作、生活在西北,世面见得少,还是延安时期的朴素作风,显得“土”一些。我们过去的司令员张达志也很“抠”,尽量削减不必要的开支,生怕多花国家一分钱。后来皮定均来了,皮司令也是这个作风。因此,到我被免职的时候,兰州军区已给国家节约军费将近一个亿。后来的领导盖新的司令部办公大楼用的就是这笔钱。

韩先楚调来兰州军区后,只保留一个军区司令员的头衔,其余的三个“第一”都没有了。再加上西北地区比福建沿海环境要艰苦得多,战略地位也没有福州军区重要,气候恶劣,部队又少,因此,他是带着一肚子牢骚来上任的。

初到伊始,韩先楚便嫌兰州军区是“土包子”,房子不好,门前的树象烈士陵园,喝的水不卫生,宿舍里没有配备电冰箱、彩电等,弄得管理局好一通忙乎:把树移走;专门派几个战士每天到五泉山给司令员背泉水喝;赶紧配备电冰箱。管理局觉得光给司令员配冰箱不合适,于是,给我家也搬来一台,我家里从此也第一次用上电冰箱,记得是沈阳生产的单开门的,不知是什么牌子。管理局的人员私下说:“我们从来没遇到过这么难伺候的首长。” 

生活上的问题好解决,工作上的分歧也随即而来。

这里还要讲一个历史的问题。一是韩先楚在福州“支左”时,曾支持打砸抢分子陈佳忠,这个人搞武斗很凶,打倒了一大批领导干部,1974年,中央还专门为此发解决福建问题的第九号文件,特别指出和批评韩在福建工作时的错误,为此,他很不满意,曾去问过李先念,九号文件是不是“四人帮”搞的?李对他讲:“是不是'四人帮’搞的我不知道,反正我参加中央的讨论,也举手赞成的。你怀疑是'四人帮’搞的,恐怕没有多少根据,这是个对中央的态度问题。”把韩给顶了回去。

二是韩先楚与林彪元帅关系密切。在福建他曾支持周赤萍出版为林彪造舆论的小册子《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林彪》,“9.13”事件之后,毛召开中央会议,在会上亲自点过他的名,在林彪事件上犯错误的几个大军区领导人进行检查,韩先楚就是其中一个。

由于这些,他觉得把他这样一位历史上有战功的上将调来这个“鬼地方”当司令员,实在是大材小用,是毛、中央对他不信任、不重用。因此,韩调来兰州后,就以身体不适应西北地区为名,长期住在北京或外地看病休养,从来没象张达志、皮定均那样扎实抓过工作。实际上,从1973年底到1977年6月,在中央解决甘肃问题之前的长达三年半的时间里,他在兰州呆的时间还不到两年。

当然,韩先楚在兰州时,也曾下过几次部队检查工作,也亲自勘察过部队的战场设置和边防建设。军区指战员也慕其过去战功显赫的名声,期望他能象前两任司令员张达志、皮定均那样,对工作提出指导性意见。但韩却不是这样,他走到哪里,指责到哪里,这也不对,那也错误,全盘否定兰州军区二十多年的工作成就。大到战备训练、战场设置、边防建设,小到军区大院的绿化,全都不对头,全都要改过来,甚至是中央军委定下的问题,都要改变过来,要按他的意见办才对。

说实话,兰州军区自1955年成立以来,我和张达志、皮定均两任司令员以及其他领导都一贯非常重视战备工作,坚决认真地贯彻执行中央、中央军委、各总部在各个时期的作战部署和有关作战命令、指示。军委和总参每次作战会议,我们都召开专门会议认真传达贯彻,会上将毛、周和各位元帅的有关作战理论、方针、原则和指示不走样的印发,组织与会人员认真学习、讨论、领会,并结合实际,提出具体落实的措施,这是一贯的做法。

在兰州军区成立的二十几年中,无论是在五十年代平息青海、甘南藏民暴乱,还是在59年平息西藏达赖喇嘛叛乱,以及1962年解决中印边界武装冲突中,军区都出色地完成任务,受到中央军委和毛的表彰和嘉奖。60年代中苏论战激烈,兰州军区的战略地位也发生根本性的转变,由原来的“大后方”一变成为“反修前线”。

毛、党中央、中央军委对兰州军区的防务十分重视,赋予作战和战备任务十分繁重。1966年,由于中苏关系紧张,毛很不放心西北地区防御战备情况,特派周总理率代总参谋长杨成武、总后勤部长邱会作、北京军区司令杨勇、政委廖汉生以及我和张达志一同视察新疆、甘肃、宁夏以及内蒙古的战备情况,在周的亲自主持下,三大军区共同商定作战部署方案,报经毛批准实施。

在以后的设防重点、部队部署、战场设置以及国防工程施工等方面,兰州军区坚决执行周总理的指示精神,在人烟稀少的戈壁滩上,经过五、六年极其艰苦的工作,有的很多人还为此付出宝贵的生命,花费大量的资材,基本上完成中央军委赋予的任务,改变过去“有边无防”的状态。

而韩先楚到兰州后,只是坐飞机在空中盘旋观看了一下,便武断地指责,这样的设防是“胡闹”,要改变原有的所有设防,并向总参、军委报告。总参、军委明确指示:“不能改变原方案,如需作个别调整,可报意见。”韩对别人的意见根本听不进去,对总参的指示置之不理,未经同意,擅自调换设防部队。总参得知后,对军区提出批评,韩却借“治病”外出不归,把他一手制造的矛盾甩给别人。

有些人对我讲,韩先楚是上将,在福州是“四个第一”,来兰州后,三个“第一”没有了,又在中将的领导之下,心里可能有些不平衡、不服气。对于这些提醒,我都告诉他们,不要随便揣测,韩司令员资格很老、水平很高、功劳很大,要向他学习的地方很多。至于我在兰州军区任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甘肃省委第一书记以及省革委会主任等,那是中央定的,我个人当初并没有想要这“四个第一”。

韩先楚在福建长期一个人说了算,因此到兰州军区来很不习惯。对于他的一些作法,军区的部分干部有看法,我个人也觉得他有些“霸气”。但作为党委第一书记,我的原则是大局为重,团结为上,首先要维护韩司令员的威信,工作中要尊重他的意见,尽量求大同、存小异,减少分歧。在这一方面,我们确实做了不少工作。

比如,韩先楚任福建省党政一把手有七年多,他也积极贯彻“文革”的那一套,给福建省造成的危害和破坏也不小。他支持全国有名的打砸抢头子陈佳忠,打击福建省和福州军区一大批干部,逼死福州军区政委刘培善,以及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积极批邓等,比起甘肃省和兰州军区来,他在福建的所作所为要严重得多。福建省和福州军区对他反映强烈,在他调走后,给兰州军区寄不少小字报和揭发材料,还有人专程到兰州来反映和去北京上访。党办告诉我,问怎么办?我说:“一律扣住,不要散发出去。福州的事情我们不管。”有意识保护他。

韩还利用各种场合无中生有地到处散布兰州军区有“山头”、有“宗派”、有“圈圈”、有“摊摊”、“排挤外来干部”、“对外来干部不信任、不重用”等。他这些话又不在常委会上讲,而是在多种场合乱讲,结果造成干部之间的不团结,以至相互猜疑。由于兰州军区二十多年来领导班子一直比较团结,这种损害组织原则的事情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令人感到吃惊并反感。还例如在有的大会上,韩事先不打任何招呼,便突然大谈军区存在“山头”“宗派”等,搞得许多基层人不知所措,纷纷问回去如何传达?我只好解释,要正确理解韩司令的讲话精神,给他打圆场。

韩的霸道作风还反映在日常工作中,比如,有些事情很急,军委和总政催着要报,由于他长期在外地养病不归,军区即以党委集体讨论通过后,用电话或电报征求他的意见,他又不讲,可事后却大发脾气说:“我又没有死。”等等。

在韩的发难的情况下,军区机关、部队很多正常工作难以开展。军区几个原领导也将精力放在时时、事事提防韩抓辫子、找岔子和穿小鞋上,不敢全力抓。在这种情况下,军区几个领导同志多次向我反映,我也十分为难和焦虑。韩是司令员,对他的做法我实在不好说什么,更不便出面处理。在这种不得已的情况下,我只好于1975年9月向中央、毛、叶、邓副主席写信,报告韩来兰州后的一些问题,请求中央军委帮助解决。

当时,毛看了报告后,委托叶剑英副主席解决。叶帅给我打电话:“你的报告主席已看了,要由军委派人去帮助处理。”

1975年12月,经毛批准,由军委派出以副总参谋长向仲华、总政副主任徐立清为组长的庞大的工作组,以检查军委扩大会议精神贯彻落实情况的名义,来到兰州军区进行调查,协助解决。

工作组来了之后,找当时的军区领导和各大部主要负责人逐个进行谈话,并找一大批二级部长和有关人员进行调查了解,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觉得双方认识和分歧太大,一下子很难消除和解决。所以,直到工作组返京,都没有同军区领导坐在一起,面对面谈问题,以进行调解,更没有明确表态,指明谁是谁非。只是说,回北京后向军委报告,听候军委指示。直到1977年我免职,长达近两年时间,也未见中央军委对此有任何一点指示和说法。如此兴师动众一番,最后不了了之。韩自此后更加我行我素,不把军区任何人放在眼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