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洋冠盛酒店几星级:照片被印上人民币的普通百姓(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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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被印上人民币的普通百姓(组图)

2010-10-06 06:56:00 来源: 南京日报(南京) 跟贴 0 条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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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10月6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蒋海燕 殷学兵 美编:夏艳

  往事

  NANJING DAILY

  壹元纸币上的女拖拉机手是个劳动模范,曾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亲切接见

  壹角纸币上的州长为人低调,从未向人提及他的头像上了人民币

  侗寨“一枝花”赶集时被人拦住画了像,多少年后才知自己头像上了人民币

  在电子读物出现以前,出版“报纸”皆离不开“纸”,凡“报纸”皆选用“纸”作载体。“纸”与“报纸”的关系犹如“皮”与“毛”的关系。然而,在红军早期创办“报纸”时,因为纸张紧张,红军中的“新闻人”竟然别出心裁地选用又大又厚的油桐树叶作载体,把版面内容“印”在油桐树叶上,这就是红军中的“叶报”。

  “叶报”出现的特殊历史背景大致如下:1930年10月,蒋介石调集10万大军,任命江西省主席兼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为围剿总司令,任命号称“铁军”的国民党军第18师中将师长张辉瓒为前线总指挥,采用“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发动了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面对强敌的进攻,毛泽东运筹帷幄,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战术,于1930年12月30日,红军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反“围剿”作战中,在龙冈全歼国民党军第18师师部和两个旅9000余人,活捉气焰嚣张、不可一世的张辉瓒,给敌人以致命打击。

  红军取得龙冈大捷的当天,鲁涤平在发给蒋介石的电报中无可奈何地哀叹:“龙冈一役,十八师片甲不还。”这一辉煌战果使亲自指挥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作战的毛泽东十分兴奋,他诗兴大发,挥毫创作出脍炙人口的不朽军旅诗词《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在诗词前半部分毛泽东写到:“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活捉国民党军第18师师长张辉瓒在当时具有特别的意义。于是,红军部队中众多宣传员皆争先恐后地想把活捉张辉瓒、取得龙冈战役胜利的特大喜讯迅速传播出去,让更多的红军官兵及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尽快知道这个消息。

  然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由于国民党军队长期的严密封锁,当时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根本买不到纸,没有“纸”怎么印刷成“报纸”来宣传红军取得的战果?能否选用其他材料作载体宣传红军取得的战果?当时红四军一位名叫郭小才的宣传员灵机一动,产生了用“树叶”代替“纸”作载体,创办“战地快报”来宣传红军战绩的念头。于是郭小才很快从房东家中的柴堆里挑选出许多张又大又厚的油桐树叶,用毛笔在油桐树叶上写下“活捉张辉瓒”这一特大军事新闻,然后以“战地快报”的形式发送到周围部队官兵及根据地人民群众手中。这种选用特殊材料作载体的“战地快报”发行出去后,红军官兵及革命根据地群众亲切地称其为“叶报”。

  摘编自《解放军报》

  红军早期的“报纸”:

  版面内容“印”在油桐树叶上

  见证历史

  第三套人民币壹圆纸币与纸币中人物梁军。资料图片

  人民币上的人物,许多人都以为是画家“杜撰”的,其实是真有其人。这些人是怎么上了人民币的,背后发生了什么故事,后来又生活得如何?本文通过有关资料,向读者一一讲述这些照片被印上人民币的普通百姓们。

  黄其萍都是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中央领导人一起度过的。后来,有人透露黄其萍便是贰角人民币票面上的主人公之后,许多商家找上门来谈合作,但凡属带有功利性质的活动,都被黄其萍一一谢绝了。

  贰角人民币上的另一位姑娘是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苏春熙,如今她在北京过着幸福的生活,与北京大学联合开办了外语培训班。她也是被选到北京民族文化宫担任解说员,1980年的夏天,和其他十几名少数民族少女被指导老师叫去拍照。当时只听说摄影师是银行方面带来的,还说是要出新版的人民币。

  当时被叫去拍照的苏春熙,因为拍照时就告诉她头像会上人民币,因此她那天很精心地梳了头发和系了个朝下的领结。

  1979年至1981年,苏春熙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做讲解员后,曾被留在中国民族博物馆工作,后来又回到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工作。1985年至1987年先后到中央民族大学和北京大学学习后,到了一家韩资公司工作。1989年至1991年又去韩国工作了几年,之后回国结婚生子,之后又与北京大学联合开办了外语培训班至今。苏春熙的丈夫是回族人,一家人的生活平淡而又幸福。

  壹元纸币上的侗家女不知自己已出名

  石奶引是贵州江县庆云乡佰你村村民,有6个兄妹,3男3女,她是老大,家里兄妹多,没有读过书。村里搞扫盲活动时,她才学了些文化。

  小时候的石奶引,就很引人注目,翘翘的鼻子,美丽的大眼睛,还有那头乌黑的长发,让她看起来楚楚动人,被誉为寨子里的“一枝花”。不仅如此,她还心灵手巧,唱歌、刺绣、织布、染布,一学就会。到14岁的时候,她就能独立织布、染布做衣服了。

  十多年前,有人拿着一张壹元人民币对石奶引说,她跟这张纸币上的右边这女孩特别像。这一说,才让她想起多年前的一件事。

  大约是1978年,16岁的石奶引和村子里的伙伴们身着侗族盛装,去从江县洛香镇赶集,街上热闹非凡,石奶引和姐妹们挤在一个小摊位前购买做刺绣用的针线,突然有人从背后拉了她一把,石奶引吓了一跳,转头一看,是个陌生男子,满面笑容,他旁边还站着两个人。该男子示意她走出来,脸朝侧面站定,石奶引走出人群,依照对方的要求站定,心中充满了疑惑。这名男子随即拿出笔和画夹,画了起来。也不知过了多久,对方放下笔,瞧瞧画夹,又瞧瞧她的脸孔,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后来,石奶引就忘记了这件事情。直到2007年,经过当地有关部门调查确认,她才得知第四套人民币壹元纸币上的侗家女子头像就是她。

  石奶引22岁那年,媒婆把她介绍给了佰你村的石学海。经过几次情歌对唱,彼此十分满意。23岁那年的腊月,双方由父母做主,举办了婚礼。

  婚后,石奶引生了两个儿女。初中毕业后,她们都外出打工了。留在家里的夫妇二人和睦相处,勤俭持家,日子过得很幸福。

  摘编自《武汉晨报》

  第四套人民币壹圆纸币与币中的人物石奶引(右)。资料图片

  1980年版第四套人民币壹角纸币与币中的人物王德安(左)。资料图片

  遗闻趣事

  她是新中国第一批女子拖拉机手

  1962年4月发行的第三套人民币中,壹元人民币上的女拖拉机手的原型,就是新中国第一批女拖拉机手梁军。梁军曾是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农业局的领导,现已退休。

  据了解,梁军1930年出生在黑龙江省明水县。1948年,梁军所在学校决定办农场,派学员去参加拖拉机训练班学习,两个月后梁军和同学驾驶着3台拖拉机回到学校。随后,学校成立女子拖拉机队,1950年6月,学校宣布以梁军命名的新中国第一支女子拖拉机队成立。她还作为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壹角钱上的那个州长已离开人世

  1980年版第四套人民币中壹角人民币上的左边人物,是苗族人王德安。上世纪50年代,他曾任贵州省黔东南州州长,后在贵州省体委担任领导。2006年7月中旬,王德安因心衰医治无效去世,享年76岁。与王德安共事过的人对他的评价是诚实本分、做事认真。

  王德安儿子王建设回忆说,1956年7月23日,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成立。王德安当选为第一任州长,后来又担任贵州省体委副主任,并从那里退休。

  王德安的头像上了人民币,这件事王德安周围的同事都知道,他也对家里人说过。但王建设说,父亲并没有说拍摄的过程,他把这件事看得很淡。

  贰角纸币上的那两位美丽姑娘

  1980年版的贰角人民币上,有两位美丽可爱的少数民族姑娘,画面左边的土家族姑娘是现任湖南省农业厅纪检组组长的黄其萍。

  1979年4月,她正好20岁。国庆30周年前夕,北京民族文化宫为举行全国民族工作展览,在各地挑选少数民族讲解员。黄其萍作为湖南土家族的代表被选中了。

  10月份,全国民族工作展览开展。黄其萍在军事博物馆培训了半年普通话后,来到民族文化宫做讲解员。在展出的一年时间里他们接待了数万名游客。有一次,来了几个新华社的记者和专业摄影师,民族文化宫的老师挑选黄其萍等4个人去拍照。那天,黄其萍拍了几十张头像。

  1981年,《中国各民族》画册出版了,其中有黄其萍的照片。此后在1980年版的贰角人民币上又采用了黄其萍的头像。

  1980年和1981年的春节,

  黄其萍(左)、苏春熙(右)与一九八○年版的贰角人民币。资料图片

  清顺治四年,北京城共65.9万人,其中八旗近40万,加上奴仆共48万,到光绪年间,满汉内外城分治界限已模糊,但内城人口67万人中,汉人只有3.5万。

  旗人不能从事农工商等职业,只能当官、当差或当兵,靠“死工资”过活,此外,每个成年男子给50亩地,算是上了份保险。

  这份“死工资”究竟有多少呢?按规定,亲王工资最高,年薪一亿两白银,当然,这只是说说而已,清中期政府年收入三四千万两,到末期也才七八千万两,还不够养一个亲王的。据记载,清代一品大员年薪是1.8万两,从九品小官是32两,比御用铜匠收入还低。

  官小俸薄,不足自养,所以政府每月还要发粮食,两者合称“钱粮”。当时粮食多从南方漕运而来,路途遥远,加上库房周转等弊端重重,下层官兵很难领到新粮,故有“旗人吃老米”的说法。考虑到收入微薄,无以维持体面,清中期后,除钱粮之外,略大点的官还会发“养廉银”,一般是每年40两,近于今天的“绩效”、“岗位津贴”之类。

  清代奉行的是标准的“小政府”政策,收入有限,却要养活这么多人,并非易事。随着经济发展,人们对收入要求水涨船高,到光绪时,普通步兵的工资已涨到每年17两,外加20斗米。“吃工资”队伍日益庞大,成了沉重的负担。此外,漕运自咸丰时便已不畅,粮食很难按时发放,只能折钱,进一步加大了财政压力。

  为应付财务危机,清末,政府只好乱发货币,引发了一轮又一轮通胀,导致银贵钱贱,此外,拖欠工资的情况经常发生。咸丰时期,普通军人只能拿到六七成工资,其中一部分还是严重贬值的铜钱,甚至还有难以流通的铁钱。这给军队的战斗力造成了极大的伤害。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清军一触即溃,毫无战斗力,固然有指挥无方、武器落后、体制腐败等原因,但与士兵工资低,饱受克扣,也有一定关系。

  “大锅饭”毁掉了曾经战斗力极强的八旗军队,据清末驻华的俄罗斯武官记载,当时,这些终身制的军人没有统一的军装,缺乏必要的训练,射击时不会瞄准,缺乏纪律性,站岗时甚至将步枪交给看热闹的老百姓玩,自己则躲到一边去晒太阳……其实,他们也是受害者,到清光绪三十三年,再次诏裁旗饷,最普通的旗兵每季发俸米一袋约155斤,月饷银一两。到清亡前夕,已有数十万旗民沦为饥民。

  摘编自《北京志·人民生活志》

  清代“工资制度”的演变

  九品小官的收入不如一个铜匠

  连

  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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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我哪儿也不去

  2月5日上午,我进到邓大姐的办公室后,她对我说:“你拿出笔和纸。我已经想好了五条建议,我说,你写,一下写成就不用再重抄了。”

  接着邓大姐口述了五条建议的内容:

  (一)力争缩短夜间工作时间;(二)开会,谈话及其他活动之间应稍有间隙,不要接连工作;(三)每日节目规定应留有余地,以备临时急事应用;(四)从外面开会工作回来之后,除非紧急事项,恩来和有关同志之间希望不要立即接触,得以喘息;(五)学会开会要开短些,大家说话要简练些。

  以上几点希望恩来同志坚持努力实践,凡有关同志坚持大力帮助。邓颖超 1967.2.5

  大字报贴出后,凡是到西花厅的领导同志,如陈老总、聂老总、叶帅等看了后都签名表示支持。可惜的是,虽然这张大字报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心情,但对周总理的“威慑”却一点不大,他依旧不分白天黑夜地开会、接见、找“红卫兵”谈话,回来后还要面对那一摞摞急于批阅的文件。后来周总理跟我们解释说:“我不能休息呀,你们看,这么多的文件都等着我批,这么多的事都等着我办,我能休息吗?”

  周总理的话说得对,我们谁也无法反驳。确实,他是人民的总理,党需要他这样做,国家需要他这样做,他也要求自己努力为人民服务,那么多的事情摆在面前,他无法好好休息呀。

  北京的市民不会忘记20世纪60年代那段揪人心弦的日子。无论白天黑夜,街头随时会出现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这些队伍总要经过天安门绕府右街一圈才算罢休。西花厅本来就临街,窗子又都是普通单层玻璃,外面不分昼夜地制造高分贝噪音,吵得周总理根本无法休息。没办法,他只好靠加大安眠药剂量维持每天仅有的一点点睡眠。

  看到周总理憔悴的面容,西花厅的工作人员都很着急,有人建议让他暂时搬出去,找个安静的地方好好休息,可周总理说:“我哪儿也不去,就住在这里。”周总理还说,“这里是中央所在地,我怎么能随便离开呢?”周总理休息不好,邓大姐更着急,我曾在私下里把大家的建议告诉邓大姐,想让她说服周总理。但邓大姐摇摇头无奈地说:“没用的,恩来不会离开中南海。”

  “文化大革命”使很多事情乱了套,就连平时一直保密的总理值班室电话也因为一些老同志的家被抄而传到了社会上。本来,总理值班室完全有条件换几个电话号码,但因为周总理的坚持,这些电话号码始终没有变。

  从1967年的夏天开始,周总理更忙了,总理值班室的电话也更忙了。总理值班室一共有四部电话,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中央、地方、军队的事务就一件件接踵而来,各个造反派因为知道了电话号码,也时时往总理值班室打电话,他们有的反映本派的情况,有的干脆就是在电话里骂我们是保皇派,而且有些人电话一拿起就说个没完。通常情况下,我们接电话时要记录,可是要遇上几部电话一齐响的时候,值班的人就忙得放下这头拿起那头,有时不得不两手两耳同时接听两部电话。

  那时候,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很多单位都改了电话号码,也曾有人建议我们把电话号码也改一下。说实话,我们脑子里也有过这念头,但因为知道周总理的脾气,这事儿谁也没敢提。后来,周总理得知有些单位把电话号码换了以后对我们说:“人民群众只有通过电话才能找到我,换了号码,他们有事怎么同我联系?你们不要怕接电话,值班室的电话号码不能变更。”


  不换就不换吧,周总理还把自己值班室的电话向外界公布。他在一次会议上对大家讲:“你们有事可以打电话给我的值班室,电话24小时都有人值班的。”周总理这么一宣布,值班室的电话更多了,每天从早到晚铃声不断,一天接上百个电话也不新鲜。那时候,值班室的几个男同志都要轮流陪着周总理出去,在家接电话最多的就是我。周总理怕我因为疲劳而产生烦躁,有一次他和邓大姐在一起时特意对我讲:“现在电话多了,你们在接电话时态度一定要好,不要怕麻烦,尤其来了长电话你们一定要耐心听人家说,让人家把话说完。人家有事才找你嘛,没事不会找的。”

  该书作者曾在周恩来和邓颖超身边工作了37年,她以细腻的情感回忆了她和周恩来、邓颖超在一起度过的美好的日子。

  人物

  传记

  作者:赵炜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