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刷特殊工艺:红山文化——中华文明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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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日期:2009-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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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撩起红山文化的面纱
——红山文化概况
1、红山文化的概念
红山文化是20世纪初在中国北方发现的一种考古学文化。因1935年首先发现于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后而命名。
2、红山文化的发现
红山文化的最初发现,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1908年日本人类学家鸟居龙藏在原热河省调查时,曾到内蒙古东南部的赤峰市(原属热河省)采集文物。分别于1911年和1914年撰写了《蒙古旅行》和《东蒙的原始居民》其中都描述了红山周围的历史遗迹和采集的文物标本,并指出了这一地域在先史时代的重要性。
从1919年~1924年,法国神甫桑志华也多次到原热河省调查,其间他与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到赤峰市红山文化进行了文物调查,采集到了细石器、石耜等。
1921年6月,受聘于中国北洋政府农矿部地质调查所的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在辽宁省西部地区进行煤矿调查时,在位于辽宁省葫芦岛南票镇沙锅屯东南1.5公里处,发现了一处古人类活动洞穴遗址。洞穴在山的南坡,女儿河支流从山南流过,洞口海拔216米,洞口方向为南偏西35°。洞口宽1.8米,高1.5米,进深约5米。洞内堆积可分为五层。发掘出的遗物主要属于新石器时代,计有石刀、细石器、饰压印“之”字纹和绳纹的夹砂灰陶筒形罐、彩陶折腹盖盆、红陶双耳壶、骨锥、骨针、石环、石兽形饰等,还出有42个个体的人骨。并于1923年发表了《奉天锦西沙锅屯洞穴层》的发掘报告。20世纪80年代,考古专家对该遗址又作了进一步的调查发掘。认为这是一处以墓葬为主,兼具祭祀性质的后红山文化遗址,也有属红山文化时期的遗物。这样,沙锅屯遗址就成为中国近代田野考古史上第一次经正式发掘的古文化遗址,也是赤峰市红山后遗址发掘之前认识红山文化这类文化遗存的主要资料。
1930年冬,中国学者梁思永先生进行了热河之行的考古调查。他由今内蒙古东南部的通辽、开鲁到赤峰地区的阿鲁科尔沁旗、巴林左旗、巴林右旗、克什克腾旗、赤峰市,再到河北围场、承德等地开展了大规模的调查。采集到了与红山文化有关的似仰韶式的彩陶。并在1935年发表的《热河查不干庙等处所采集之新石器时代石器与陶片》中特别指出:“尤可注意的是仰韶式的彩陶”。而这些彩陶正是后来所确认的红山文化彩陶。
1931年随着日本军队侵占东北,日本学术团体也来到东北进行考古。1933年德永重康为首的“第一次满蒙学术调查研究团”成员八幡一郎到赤峰市红山前调查,并在红山后发掘青铜时代的石棺墓。发表了《热河省北部先史遗迹及遗物》。1935年日本“东亚考古学会”的滨田耕作、水野清一又来到赤峰市红山调查,在红山山后(北侧东坡)发现了新石器时代遗存,随即进行了发掘。出土了大量的打制石器、磨制石器、细石器、完整和可复原的陶器以及蚌、贝、骨、角、牙器,特别是出土了一批泥质红陶和彩陶器。并发表了详细的发掘报告《赤峰红山后——热河省赤峰红山后先史遗迹》。
1948年中国考古学家斐文中经过对长城内外彩陶文化的研究,提出了长城附近史前存在一种新文化。他说“长城附近为彩陶文化与细石器文化混合之地带,彩陶文化由南方(黄河流域)传布至长城附近,与细石器文化相遇,二者混合,而成为一种新文化。”这一观点为红山文化的确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55年中国考古学家尹达在他的专著《中国新石器时代》专门列出一章《关于赤峰红山后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分析红山后遗址。他指出:“就这一新石器时代遗址(赤峰红山后)陶器的特征加以分析,可以看出这种新石器的文化遗存含有长城以北新石器时代细石器文化在陶器上的特点,同时,也含有长城以南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中的着色陶器特点。因之,我们可以说,这种文化似应为长城南北两种新石器时代文化相互影响之后的新型文化遗存”。并建议称为“红山文化”,这是首次提出“红山文化”这一名称。
1956年,北京大学教授吕遵谔率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学生在赤峰红山后遗址进行了发掘。采集和发掘到彩陶、饰压印“之”字纹的陶器,饰篦点“之”字纹的泥质红陶以及石耜、细石器石片。并发表了《内蒙古赤峰红山考古调查报告》,这是首次由中国学者自己主持的发掘工作,并在报告中第一次正式使用了“红山文化”的名称。
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初,在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的区系考古理论的指导下,红山文化的发掘研究工作取得了重大突破,连续发现并发掘了一批具有原生地层的、性质明晰的、意义重大的红山文化遗址。
1963年,中国考古专家刘观民、徐光冀对赤峰市北郊蜘蛛山遗址进行了发掘。第一次明确了红山文化地层之上依次叠压的早期青铜时代夏家店下层文化、西周到春秋战国之际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和战国燕、秦文化的原生地层关系。
1963年中国考古专家刘晋祥在赤峰市北郊西水泉发现并发掘了比较单纯的红山文化西水泉遗址。首次发掘到红山文化的房址三座。
1973年中国考古学家李恭笃等在赤峰市敖汉旗小河沿乡发现了一组红山文化遗址。其中的三道湾子遗址发现了红山文化窖穴,四棱山遗址发现了六座红山文化陶窑。
1979年中国考古专家郭大顺、孙守道等在辽宁朝阳市喀左县兴隆庄乡东山嘴村发现了东山嘴红山文化遗址。这是一处大型史前祭祀遗址。有房址、圆形祭坛。出土了大量的石器、陶器和两件玉器。最珍贵的是陶塑人像。距今5000~5500年。1981年中国考古专家郭大顺、孙守道等在辽宁省朝阳市凌源(市)与建平县交界处发现了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是一处祭坛、积石冢、女神庙集于一地的大型祭祀遗址。距今5000~5500年。出土了大量的石器、陶器、玉器。最珍贵的是一尊较完整的女神头像。
至此,苏秉琦先生评述说,“红山文化坛庙冢三种遗址的发现,代表了我国北方地区史前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平,它的社会发展阶段向前跨进了一大步。从这里我们看到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曙光。”“女神是五千五百年前的红山人模拟真人塑造的神像(或女祖像)而不是由后人想象创造的‘神’,她是红山人的女祖,也就是中华民族的共祖。”
3、红山文化的分布
经多年调查,红山文化的分布范围:其北界越过西拉木伦河,并有继续向蒙古草原深入的趋势;东界越医巫闾山,到达下辽河西岸;南界东段达渤海沿岸,南界西段越燕山山脉到达华化平原;西界在河北省张家口地区桑干河上游。
其具体范围是东越医巫闾山,但未过下辽河,在内蒙古哲里木盟科尔沁左旗新艾力和辽宁北部的康平县郊区发现的红山文化遗址是该文化最东的发现地点;南界东端沿六股河达渤海沿岸,不过这一带红山文化遗址甚为稀疏,辽宁省葫芦岛市的沙锅屯和新营子遗址为南界东端最南的发现地点;南界西越燕山山脉到达华北平原北部在内蒙古乌兰察布盟的商都县发现了红山文化与内蒙古中南部石器文化的接触,在河北省张家口地区的桑干河上游发现了红山文化与仰韶文化的相遇,这里可视为红山文化分布的西界,惟向北分布甚广,不仅越过西拉木伦河,而且沿乌尔吉木伦河,新开河等向北分布,有继续向蒙古草原深入的趋势。从分布的密度和文化面貌的典型程度看,辽宁省西部和内蒙古东南部为主要分布区域,以老哈河中上游到大凌河中上游之间最为集中,这两河流域应是红山文化的中心区。
4、红山文化分期
红山文化的分期尚在探索过程中,虽然专家对具体结论还不尽相同,但大体顺序还是一致的。综合专家意见,可分为与仰韶文化大体相对应的两大期。
即早期相当于仰韶文化的后岗一期类型,包括内蒙古赤峰市兴隆洼遗址和西水泉遗址的早期;晚期相当于仰韶文化的庙底沟类型,包括辽宁省朝阳市东山嘴和牛河梁遗址。红山文化的早期超过距今6000年,晚期不超过距今5000年,主要部分的年代跨度在距今6000~5000年之间。
5、红山文化的源流
红山文化从何而来,又去何方,这是人们十分关注的问题。近年在红山文化分布范围内,包括其中心范围内陆续发现了一些与红山文化有密切关系的新石器时代类型。它们之中有早于红山文化的,称为“先红山文化”;有晚于红山文化的,称为“后红山文化”;有的大约与红山文化相近并与红山文化并行发展和相互影响的考古文化,称为“红山诸文化”。
先红山文化
先红山文化是指早于红山文化的文化类型。其分布范围与红山文化分布范围重合而更为广阔。其年代距今8000年。苏秉琦先生称这一时期为“中华上万年文明起步”。主要特点是一种夹砂褐陶饰压印纹的筒形罐。这种筒形罐是迄今东北地区发现最早的陶器。也是东北地区以及东北亚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共同特点。典型遗址是查海、兴隆洼遗址。
查海遗址位于辽宁省阜新市阜新县沙拉乡。1982年辽宁全省文物普查时被发现,距今8000年。它坐落在一个漫岗南坡的平坦台地上。东西南北各约100米,面积约10000平方米。是一处以房址群为主组成的聚落址。在房址群间分布有窖穴,聚落中心则为一条龙形堆石所占据,龙形堆石南侧为墓葬群。聚落周围有环壕围绕。
查海遗址已发现房址达50余座。房址都有为半地穴式,而且都是凿岩为穴。房址以南北成行为主,东西也大致成排。房址都是呈方形圆角,面积一般为30~50平方米,最大的达100平方米,小型的也有15~20平方米。房址无明确门道,可能在屋顶开门。《魏书·勿吉传》记:“筑城穴居,屋形似冢,开门于上,以梯出入”。
这处遗址有一些奇特现象,一是“居室葬”即在房内墓葬。二是居址葬,即在房外,聚落址内墓葬。共发现10座。三是在聚落中心部位,北侧靠房址群,南侧靠墓地,清理出一大型龙形堆塑。采用红褐色大小均匀的石块堆塑而成,全长19.7米,龙身宽1.8~2米,方向为215°。
这处遗址出土了大量的石器,有石斧、石凿、石刀、石球等。陶器有夹砂红褐筒形陶罐并浮雕龙鳞纹和蛇衔蟾蜍形象。出土玉器30多件,有玉玦、玉匕形器、玉料为透闪石软玉。苏秉琦先生题词:“玉龙故乡,文明发端”。
兴隆洼遗址位于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的一处低丘陵台地上,也是大型聚落址,距今7000多年,聚落址密集部分的范围直径在166~183米之间,四周有围沟。房址建在白沙土中,房址特点与查海遗址相近。都为半地穴式,大小不等,成行整齐排列。出土大量的石斧、锄形器等石器,锥、匕、鱼镖等骨器,饰以刻划纹的陶罐等陶器,玉玦等玉器。
新乐遗址位于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也是一处大型聚落址,距今7000年,发现房址30余座,最大房址约100平方米,并位于中心位置,出土各类遗物3000多件。石器以磨制为主,有磨石、磨盘、磨棒、石斧等。有木雕、煤精艺术品。陶器有夹砂红褐陶和夹砂红陶。
红山诸文化
红山诸文化指与红山文化同时共存,但不同源流,不同特点的文化。它们与红山文化平行发展,共存交错,互相影响。从而促进了红山文化的发展。其典型代表是赵宝沟文化和富河文化,赵宝沟文化其分布范围与红山文化相近,富河文化集中分布于西拉木伦河北岸。
赵宝沟遗址位于内蒙古敖汉旗富家窝棚乡赵宝沟村一块坡地上,是一处大型聚落址。距今6000年。遗址面积约9万平方米。房址分上下两区,各自成行排列,房址面积约20平方米,最大的100平方米。房址大的出土的器物多、质量高、个体大。明显看出房址是以等级构筑的。出土的大型石器以石耜为多见,细石器有石核,石片。陶器以褐色加砂陶筒形罐为多。还有椭圆体罐和尊形器。陶器纹饰有压印的几何纹、之字纹、动物纹、琐印纹等。
富河遗址位于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乌尔吉木伦河畔,是一处聚落址。发掘房址37座。发现大量锥、刮、镞等石器,骨匕、鱼镖、鱼钩等骨器,筒形罐等陶器。
小山遗址位于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宝国吐乡兴隆洼村东13公里的一处坡地上,也是一处聚落址,经试掘的两座方址出土了大量的石器和陶器。最值得研究的是一件玉钺,长18.2厘米,宽5.5厘米,厚2.4厘米,是选料精制而成,有按柄痕迹,但无任何的摩擦和使用痕迹,专家认为是象征权力的“斧杖”。另一件是“四灵”陶尊。陶胎为加砂泥质,外表打磨漆黑光亮,有如黑陶。器形似一敛口钵上加一粗而高的颈。钵的敛口部分成为尊的鼓肩,肩以下圆腹,腹下又内收。口径25.5厘米,底径16厘米,通高25.5厘米。动物纹饰刻画在尊体中部,即器体外鼓的肩至腹部,形成一条宽带。全图共分四个单元,依次为鸟、猪、鹿,还有一形状混浊不清的双角动物。鸟的形体最大,约长28.75厘米,颈宽3厘米,头部长11.5厘米,有羽状冠,以右侧展翅显示飞翔状。鹿约长25厘米,头部长8.5厘米,有长颈,细目,立耳和长角,以前伸的腿和蹄足显示奔跑状。猪长17.5厘米,头部约长7.5厘米,以龙鳞纹饰显示出一种游动状态。另一不知名的动物只能分辨出对称的角。整个画面严谨而多变,既突出了每种动物的个性,又增加了四种动物一起遨游的动感,达到形神兼备的效果,堪称“画坛之祖”。
红山后遗址位于内蒙古赤峰市英金河畔的红山上。红山文化就是以此遗址而命名。遗址出土了大量的打制石器、磨制石器和细石器。出土了夹砂灰褐陶和泥质红陶器物,以及蚌、贝、骨、角、牙器。
东山嘴遗址位于辽宁喀左县兴隆庄乡东山嘴村南大凌河西岸的一个山梁台地上,南北长约60米,东西宽约40米。遗址内有一大型方形基址,东西长11.8米,南北宽9.5米,四边砌石墙。基址南部有用一层石头砌出的圆圈式坛址,共两组,靠南一组为三个相连的圆形基址,略呈椭圆形,直径在3米左右。其北约4米处又有一独立的圆形坛,直径2.5米,圈内铺一屋大小相近的小河卵石,边缘砌薄石片,是座非常明确的祭坛。遗址内遍布泥质红陶钵、盆、饰压印“之”字纹夹砂灰褐陶罐等红山文化陶器。还发现了一件双龙首玉璜和一件绿松石鸟形饰。更意外的发现是陶塑人像残件二十余件,都为泥质红陶,多为人体的肢体部位。其中有两件小形孕妇塑像,都为裸体,形象逼真。一残高9厘米,一残高5.8厘米,都为头部缺失的残躯。经研究确认,该遗址为一处大型祭祀遗址,距今5500~5000年。
后红山文化
后红山文化是指晚于红山文化的文化类型,其分布范围与红山文化大体吻合。其特点是红山文化时期的泥质红陶减少,黑灰陶增多,饰压印“之”字纹的筒形罐被饰绳纹的鼓腹代替,由盆钵类向盂形器演变,由彩陶鳞纹向雷纹演变等。这些都反映出此类文化担当了由红山文化向青铜器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过渡的历史使命。其年代距今约4500年。
典型遗址为小河沿遗址和大南沟墓地。
小河沿遗址位于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小河沿。是由新石器时代向青铜器时代转化的文化遗存。出土的典型器物是回字纹筒形罐、彩陶豆、双口连体壶、彩陶盂等陶器。
大南沟墓地位于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解放营子大南沟。出土大量磨制精细,穿孔按柄的斧、钺、锛等石器,绘有黑、红、棕多色图案的彩陶器。墓主人尊贵有序,尤其出现了男女合葬墓,这应是中国最早的合葬墓。
红山文化源于查海—兴隆洼先红山文化,又与赵宝沟—富河诸红山文化共存交错,互相影响,平行发展。从而产生了以小河沿文化为代表的后红山文化。这种前后承袭的文化关系,使红山文化在其盛极一时后没有中断,也没有衰退,而是逐渐过渡到了距今4000年前的早期青铜器时代,即北方地区与夏为伍的强大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在红山文化的古国阶段之后,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代—古国时代。
二、走进红山文化的殿堂
—红山文化内涵
1、红山人的生活
红山文化时期,社会处在农牧渔猎的经济形态。此时,狩猎仍在经济生活中占较大比重,但农业生产已成为经济来源之一,种植的作物主要是谷类。生产工具是一种磨光的石耜(犁)。这种大型翻土工具的发明与应用,使农业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农业的发展为家畜饲养业奠定了基础,猪是当时主要的家畜。农牧业的发展带动了手工业的发展,制陶业是主要的手工业部门,此外,还有石器加工业、玉器加工业等。社会的分工促进了社会的分化,等级取代了平等,私人占有财富取代了原始共产生活。红山人也从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发展到更高级的祖先崇拜,并产生了原始宗教。与此相适应的是大型的祭祀场所坛、庙、冢应运而生。社会形成了“基于公社而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政治实体”。人类社会进入到了文明古国阶段。
2、红山文化石器
红山文化拥有发达的石器群,磨制石器、打制石器和细石器三者在红山文化中都较发达,而尤以打制石器所占比例最大,大型石器数量较多。种类有横断面是椭圆形、体窄长、窄刃的石斧,打制有肩的扁宽形石锄,粗砂岩或细砂岩质的长方体石磨盘,横断面是半圆形的石磨棒等。而红山文化最具代表性的石器为大型翻土工具石耜,分两型:一型为长叶形,长度达50~60厘米,最宽处30~40厘米,磨制,一段从两侧打出柄部,刃部尖,刃面有条状磨痕。另一型较宽而短,最宽达50厘米,顶端有凹缺,以系绳固定。此外,还有锥、镞、刀、凿、锛等。红山文化石器的发达及其多样性,充分反映出农牧渔猎综合经济类型。
3、红山文化陶器
红山文化的陶器主要是夹砂灰陶和泥质红陶两类,也有少量泥质黑陶和泥质灰陶。夹砂灰陶的特点是器型多为形制较简单的筒形罐,纹饰主要为压印“之”字纹和平行斜线纹,筒形罐口大底小,腰壁斜直。“之”字纹和篦点式“之”字纹共用,直线与弧线、波浪线共用,横压竖带与竖压横带相间。除筒形罐外,还有一种形制特殊的斜口筒形器。
泥制红陶有粗泥和细泥质两种,器型有钵碗盆类和瓮罐类。钵有敛口式和折肩式,碗有“红顶碗”和直口式碗。盆有敛口叠唇式、折肩式和鼓腰式。瓮罐类多双耳小口瓮和敛口鼓肩大瓮。
彩陶在泥制红陶中占有一定数量,多为钵盆类。也见有彩陶小口罐和瓮。其色彩以黑彩为主,也有红、紫色彩,图案以龙鳞纹、勾连花卉纹、几何形的棋盘格纹、菱形方格纹、三角纹最具代表性。此外,还有平行线或平行斜线纹和“蝌蚪纹”,以及同心圆纹等。
泥制黑陶发现较少,有钵类和小型罐类。陶胎细腻,内外磨光,器壁厚薄均匀,器型规整。
目前发现的红山文化陶窑共有6座,均发现于敖汉旗四棱山遗址。分单室窑和连室窑两类。单室又分长方形单室和马蹄形单室两种形制。马蹄形陶窑的火塘为由下而上的斜坡式,窑室和窑柱以石块砌筑,窑柱前后两排,排列有序,窑室中央有十字形火道。双连窑室平面近方形,双火塘,也为由下而上的斜坡式,火塘与窑室之间有隔梁,窑柱八个,对称排列,窑壁与窑柱为土石结构,是一种较为进步的陶窑形制。
红山文化陶器在形成发展过程中,既继承了当地文化的传统,又能吸收了周围文化的先进因素,成为独树一帜的异彩纷呈的红山文化制陶业。
4、红山文化玉器
红山文化玉器在20世纪初已见著录,并为海内外一些博物馆和收藏家收藏,如美国华盛顿弗勒博物馆收藏的勾云形玉,哈佛大学福格博物馆收藏的龙鳞纹斜口筒形玉,法国吉美美术馆和英国大英博物馆收藏的玉雕龙等。国内主要有辽宁省博物馆、天津市历史艺术馆和上海博物馆等。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文物部门的收购品逐渐增加,主要是辽宁省文物店、赤峰市文物店及朝阳市、阜新市文物部门。这些玉器是勾云形玉器、斜口筒形玉器、兽形玉、玉龙、玉龟、玉鸟等,而且地点多集中在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部和河北省西北部地区,只是尚未找到确切的出土地点。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一批有明确出土地点的玉器相继出土,为红山文化玉器的确认奠定了基础。一是辽宁省阜新市胡头沟墓地的墓葬中出土了一件三联玉壁和两件绿松石质的鱼形耳坠。喀左县东山嘴遗址出土了双龙首玉璜和绿松石质鸟形饰。凌源三官甸子遗址墓葬中出土的勾云形玉器、斜口筒形玉器、简化形玉鸟、玉壁、玉珠、玉棒等。这些经过考古学家在红山文化遗址中正式发掘出土的玉器,在学术界引起轰动,经研究,最终确认了红山文化玉器。并在牛河梁等红山文化遗址中相继出土了精美的玉器。至此,红山文化玉器被毫无疑义地确定下来,并成为考古界、收藏家和学术界的共识。
红山文化玉器种类繁多,有玉人等人物类,有玉龙、玉凤、玉龟等动物类,有勾云形、斜口筒形、各种玉壁、玉箍、玉镯、玉珠等。
红山文化玉器技术进步,红山人已熟练地运用了切割技术,琢制技术、抛光技术、钻孔技术、线刻技术等,使玉器更加精美绝伦,以至于5000年后的今天,仍大放异彩,使人百看不厌,爱不释手。
红山文化玉器的突出特点是,造型质朴形象,简洁大方,讲求神似,追求完美。纹饰自然流畅,灵活多变,尤以动物形玉器的阴线刻画,寥寥几笔,活灵活现,动感传神,妙不可言。
红山文化玉器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功能方面特点,这就是“惟玉为葬,多寡有别”。在红山文化墓葬陪葬中只葬玉器,不葬石器、陶器,而且随墓主人的身份地位高低不同,葬玉的数量、品位、规格也有区别。地位高,葬玉不仅多而且品位高,尤其在红山文化分布区域内,出土玉器还表现出十分规格化的特点,这些都反映出人们在观念和制度方面的严格约束力。说明红山文化时代的玉文化已具备了“礼”的雏形。为后来“礼制”的创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5、红山文化房址
红山文化房址较多,但经正式的完整的发掘不多。据正式发掘的赤峰市西水泉等遗址考证,红山文化房址为半地穴式,地穴以上用木材构造,有方形、长方形、圆形等。房址大小规格不同,一般在30平方米左右,最小的20平方米左右,最大的在100平方米以上。以此来区分居住者的尊卑贵贱。房址中央部位有灶坑,一般在南壁开门,房址出土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较多。房址都处于聚落群中。小的聚落群一般在4000~5000平方米,大的可达3~10万平方米,目前发现最大的一座竟达6平方公里。内蒙古孟克河下游的份子地遗址每处聚落遗址拥有房址40座左右,大的聚落址外围还设有壕沟。在大聚落址附近还有陶窑、玉器作坊和积石冢分布。可见红山文化时期,社会已有相当大的进步。
6、红山文化积石冢
积石冢,顾名思义就是在墓上积石,过去曾在距今4000年至2500年前后的夏商春秋战国的遗址中发现,且规模较小。而红山文化积石冢集中发现于牛河梁遗址群。除了女神庙,主要遗址都是围绕女神庙各个山岗上的积石冢。积石冢是红山文化的重要内容。其特点综述如下:
积石冢都置山岗顶部。红山文化积石冢的位置专门选择在高度适中的岗丘顶部,先平整山头,然后确定并砌筑冢的四周边界。圹内设墓,大墓下挖墓圹,圹底砌筑石棺。小墓则直接砌筑石棺,在主墓安葬后,在墓群顶部封土积石,积石有由外向内层层起台阶的趋势,有如“金字塔”,并在冢上顺石台阶成排立置陶筒形器,形成冢的规模。积石冢内部设有中心大墓。一般中心墓位于冢的中央部位,有宽而深的墓穴,为达到深度,不惜开凿几米深的风化基岩。有大型石棺,以多层石板砌成,随葬的玉器数量多,种类全、制作精、品位高。有冢群的山岗上,只有一个冢设中心大墓。
积石冢都是一冢多墓,冢内除中心大墓外,还有许多墓葬,较大的墓都有土圹,小墓无明显土圹,但都有石棺,而且有成行排列的规律,这些墓可明显地分出等级,从目前已发掘的墓葬情况看,大致可分为中心大墓、台阶式墓、石棺墓和附属墓等。
惟玉为葬是积石冢的突出特点。红山文化积石冢的墓内一般只葬玉器,牛河梁积石冢内属于上层积石冢的54座墓中,有随葬品的墓27座,其中有玉器随葬的26座,占有随葬品墓的95%以上,而且中心大墓和其他较大型墓葬都只葬玉器。可见只葬玉器已经是红山文化积石冢埋葬的一种特定制度。
陶器置于冢上。陶器很少随葬,却大量置于冢上。这是一种筒形器,紧贴在冢上石砌台阶内侧竖置排列。筒形器为泥质红陶,壁厚,多在口下绘弦纹,腹部绘黑彩,其最大的特点是皆无底部。图4对它的功能,说法颇多,但说它是一种祭器更有道理。因为筒形器无底,具有了上下贯通的含义,而上下贯通恰与史前人类十分信仰的沟通天地的祭祀内容完全吻合。
红山文化积石冢的特点,充分反映出当时社会已形成以“一人独尊”观念为主的等级制。
三、迎来中华文明的曙光
—中华文明古国
1、文明古国
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苏秉琦先生以辽西地区考古材料为主提出了“红山文化坛庙冢三种遗址的发现,代表了我国北方地区史前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平,它的社会阶段已向前跨进了一大步,从这里我们看到了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曙光。”
祭坛
红山文化已有设坛祭祀的做法。目前已发现的独立祭坛有3处,即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遗址南部的圆形祭坛、辽宁省朝阳市牛河梁遗址第五地点双冢间的方形祭坛、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的圆形祭坛。
牛河梁第二地点祭坛位于2号冢以东2米处,坛体为正圆形由石块筑成三重圆的石桩界,直径分别22米,15.6米和11米,形成三层台基。每层台基由外向内,以0.3~0.5米的高差,层层高起。坛的顶面铺石,较为平缓,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圆形坛体。并排立置如“石栅”形,与积石冢所用白色硅质石灰岩以及叠摞平砌式形成鲜明对照。石桩的规格也以外圈最大,高在30~40厘米之间,长宽各约15厘米,中圈次之,一般高为30厘米。长宽各约12厘米;内圈石柱最小,高为25厘米,长宽各约10厘米。紧贴石柱界立置成排筒形陶器。由于淡红色的石台基与筒形式陶器色调相近,使整个祭坛呈现出一种红色效果,充分反映出当时的祭祀活动多么重要而庄重。
东山嘴遗址祭坛位于该遗址南部。是用一层石头砌出的圆圈形祭坛。其中一处是三个相连的圆形石圈。两个轮廓清楚,略呈椭圆形,直径在3米左右,边缘以大块河卵石砌出两圈,石圈内铺较大石块,形成坛面。此处坛址北约4米处又有一座独立的祭坛,直径2.5米,石圆圈内铺一层大小相近的小河卵石,边缘砌一层薄石片。遗址出土了一些与祭祀有关的陶器、玉器和人物塑像残件。
女神庙
女神庙海拔高度为671.3米。这是一个大范围的建筑群体。可分为主体和附属两部分。主体部分包括女神庙和一座大型山台,附属部分指主体周围分布的多处窑穴。
附属部分,主要为两处,一处位于女神庙南侧12米,坑内堆满纯白色的灰烬层,内含文物丰富,有研磨器、刮削器和石片等石器,饰“之”字纹的筒形罐、小品罐、钵等陶器。以羊骨为主的大量兽骨。其中最重要的是一批特异形陶器,包括大型陶盆、镂孔瓶形器和陶方器。有的陶方形器甚大,有的制作较精,甚至还有器壁较薄的彩陶方器。另一处在女神庙的东侧距山台东墙60米处,是一座长约11米、宽约4.4米的近长方形的土坑,坑内堆积物是清一色的陶筒形器,数量在百件以上。已复原的筒形器,通高最高达63.6厘米,最矮为23.6厘米。由于这些窑坑都出土有大量的非生活用品,所以,这应是与祭祀有关的遗迹。
山台
山台位于女神庙以北,南距女神庙北墙仅8米。山台由南部东西并列的两座台址和北部的一座台址组成。南北、东西长各约200米,总范围约4万平方米。台址周边有人工砌筑的石头边墙。山台的台面高出女神庙的地面2米。
女神庙
女神庙位于牛河梁第二道梁的近于梁顶处一平缓地带,有较厚的原生黄土堆积。庙的平面呈窄长形状,南北最长22米,东西最窄处2米,最宽处9米,方向南偏西20°。庙分主体和单体两个单元。主体部分为多室相连。主室为圆形,左右各一圆形侧室。北部为一长方形室,南部从平面看为二圆形室,并与一东西横置的长方形室相连。这样庙的主体部分为七室相连的布局,南北总长18.4米。主体部分以南横置一单室,长6米,最宽2.65米,主室与南单室间隔2.05米。庙为半地穴式土木结构。现保存的地下部分深0.8米~1米。从地下部分与地上部分交接处保留的弧形墙面观察,墙壁地下部分竖直,地面上呈拱形升起。从南单室四边成排分布的炭化木柱痕分析,地上原立有木柱,柱内侧贴成束的禾草,再涂抹草拌泥土形成墙面。墙面上做出多种规格的仿木条带,多为方形带,宽4~8厘米不等。从有的标本看,以方木条带为横木,与之相交的立木为圆木柱,其间以仿榫卯式相接。墙面为多层,为便于层层粘合,内层墙面上常做出密集的圆洞,密布如蜂窝状。墙面还有用朱、白两色相间绘出的几何形勾连回字纹图案,线条皆为宽带的直线和折线,并以两两相对的折线字纹为一组。虽较为简单,却应为国内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壁画。
庙的半地穴部分堆满遗物,其中除多种塌落的墙面、屋顶等建筑残件外,主要的有人物塑像,动物塑像和陶祭器。
陶祭器,目前出土的陶祭器已知有四种。一为镂孔彩陶祭器,泥质红陶,泥质纯正而甚坚硬,壁厚达2厘米,红地黑彩,图案为宽条带组成的几何形状,条带十分规整,有长方形镂孔,此彩陶镂孔祭器形制特异,规格特大,其腹径达1米以上,堪称“彩陶王”。二为敛口盆,有短圆唇,鼓肩,饰压印条纹和之字纹,壁甚厚,体形甚大。三为熏炉器盖,细泥红褐陶质,形似倒置的豆,盖体作折盆式,大宽沿和折腹外的白棱直而锐,盖面饰细密的之字形压印点纹,间有四组长条状镂孔,盖柄显细长,有大喇叭状把端。此器盖质地坚硬,体形规整。四为一种小型圆形盖式器,形貌如覆钵,出土4件,大小形状完全相同。
动物塑像
可辨认的有龙形和鸟形残件两件。龙形残件分属2个个体,一个个体发现于主体堆积上部,龙头向北正卧,有扁圆形长吻,前端有两对称椭圆形鼻孔,吻上眼睛部分犹存。睛为泥塑,上下颚间獠牙毕露,体躯巨大,双足前伸,为四趾爪,侧二趾稍短。另一个体发现于南单室内,只有下颚部分,为彩塑,长颚涂朱,硕大的獠牙绘成白色。以上两种动物塑像的原形,牛河梁遗址发掘简报称为猪龙。经专家观察研究,认为应为熊龙更为贴切。关于鸟形塑像,只发现鸟爪一对,出土于北室的北壁附近。爪各存一侧的二趾,弯曲并拢,每趾三节,关节突出,趾尖锐利,长度达15厘米,似一大型猛禽如鹰一类的趾爪形象。
人物塑像。人物塑像是庙内的主要部分。经试掘,已在主室、东西侧室和南室发现了人物塑像残件。可辨认出形状的有上臂部、腿部、肩部、乳房、手部、眼球,大约分属于7个个体。都为粗泥胎,外表细泥质,打磨光滑。有的表面涂朱或有彩绘,它们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女性特征。以规模大小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为主室中央发现的一残鼻头和一大耳,从质地、大小看它们同属于一个个体,大小相当于真人的3倍。第二类为在西侧室清理出的手臂和腿部,均相当于真人的2倍。第三类为在主室发现的相当于真人大小的人塑残件,有右肩部、肩臂部、乳房和左手。
女神庙内最重大的发现是出土了一尊较完整的女性头像,这尊头像出土时平卧于圆形主室西侧,头向东北,面略向西。头像除发顶部分、左耳、下唇有残缺外,面部整体得以完整保存。头像现存高22.5厘米,通耳宽23.5厘米,眼眶长6.2厘米,两眼间距3厘米,鼻长4.5厘米,鼻宽4厘米,耳长7.5厘米,耳宽3.5厘米,嘴长8.5厘米,唇高起2~2.5厘米。塑泥为黄土质,掺草禾一类物,未经烧制。内胎泥质较粗,捏塑的各部位则用细泥,外皮打磨光滑,颜面呈鲜红色,唇部涂朱。头的后半部分断缺,但较平齐,似为贴附于墙壁所致。在头后断裂面的中部可见一竖立的木柱痕,直径4厘米,由颈部直通到头顶部,柱上有包扎禾草的痕迹,此应为塑像时所用“骨架”。头像为方圆扁脸,颧骨突起,眼斜立,上眼皮特别是眼内角有较发达的赘皮的细腻表现,眉弓不显,鼻梁低而短,圆鼻头,鼻底平,无鼻沟,上唇长面薄,这些都有蒙古人种特征。头像额部隆起,额面陡直,耳较小而纤细。面部表面圆润,面颊丰满,下颏尖而圆,这些又都具有女性特征。头像除写实外,更有相当丰富而细微的表情流露。上唇外呲富于动感,嘴角圆而上翘,唇缘肌肉掀动欲语,流露出一种神秘感。尤其是在眼眶内深深嵌入圆形玉片为睛,使炯炯有光的眼神一下子迸发出来,更是神来之笔,整个头像在写实的基础上适当夸大,使传神、表情、动态为一体,以追求人的精神状态和内在情感,从而塑造出一个极富生命力并予以高度神化的女神头像。
积石冢
红山文化积石冢多集中在牛河梁遗址群。目前牛河梁遗址群有编号的16个地点中,有13个地点都是积石冢,已经过发掘的有:第二地点、第三地点、第五地点和第十六地点。
第二地点位于牛河梁第三道山梁的中梁梁顶,为一北高南低的山坡经修整而形成的确块较为平坦的岗地,海拔高度约630米。东西长约150米,南北宽约80米的范围内,共布置了6个建筑单元,已确定性质的为四冢一坛。第三单位为祭坛,其他为积石冢。
一号冢,位于二号地点墓地的最西端。该冢第一层石台阶只保存了东北两边,北边存长26.8米,东边存长19.5米。北与东两边相交处的东北角保存最好,冢为正南北方向,呈形制规则的长方形。从北边砌石可知,该冢界为由外向内层层高起,起三层台阶,第二、三层台阶内侧各排列彩陶筒形器群。冢内共发掘27座墓。在冢的东西中轴线上有两座并列的大形墓,均为墓壁南侧起台阶式。此东西轴线以南为中小石棺墓群25座,东西排列,头尾相接,共4排。第4排以南还见零散墓葬分布,似有继续向南延伸的趋势。
二号冢位于祭坛正西,相距2米,近正方形,方向正南北。与一号冢并行排列,东距一号冢仅3.3米。该冢第一层石砌台阶的东西边保存较好,分别长18.7米和15.8米。北界只保存东段,长17.5米,砌石台阶高度依山坡由北向南的斜度为一层到四层不等,南侧最高处为0.89米。冢的正中部位建置一座石椁石棺中心大墓。此大墓以南还有规模较小的墓。
四号冢,位于祭坛东侧,平面呈前方后圆形,南北长36米,东西宽20米,内有多冢,其中主体为北半部的两个圆冢,它们东西排列,且东部一冢的西北边缘为西部一冢所压。大冢的南半部铺满碎石,其间形成以石圈间筒形陶器圈为界,中央置石棺的若干小冢。从双冢相套的平面布局到大冢内的多冢分布,可看出四号冢结构较特殊。
五号冢,位于四号冢东北一侧,相距仅约0.5米。此冢南北长,东西宽,中部砌出一东西向石墙,将冢分为南北两部分,使整个冢呈“日”字形。
第三地点位于牛河梁第四道梁的山岗上,与第二地点相距200米,海拔高度为641.3米。只一冢,平面圆形,直径17米,周围砌石多已不存。冢的中心部位置一土圹石棺墓,东西长2.9米,南北宽1.35~1.85米。其他墓排列在冢的南侧,共8座。
第五地点与第三地点同处一座山梁上,在第三地点以西882米,海拔高度618.4米。有东西两冢,冢间有一石砌方坛。冢界外发现了围绕冢体的环残段,直径达38米。已发掘的东侧一冢总范围直径20米以上,有三层圆形石阶,最内一层积石层层叠起。该冢中心部位置一座大墓。
第十六地点位于牛河梁遗址最西端的西山梁南部的梁顶,即“凌源市三官甸子城子山遗址”,海拔高度为556米。积石冢被一夏家店下层文化城堡所叠压,冢的上部多被扰乱。该冢中心部位置一大墓。其他墓分布于中心大墓的南部。
牛河梁积石冢内设有中心大墓,这是红山文化积石冢最重要的特点之一。目前已发掘的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第一地点、第五地点和第十六地点都有中心大墓。中心大墓位于冢的中央部位,有宽而深的墓穴,有的墓穴为达到一定深度而不惜开凿风化基岩,有的并起台阶。有大型石棺,以多层石板平砌,石棺内壁平齐。有随身葬玉器,玉器数量多、种类全、选料精、工艺讲究。
牛河梁第二地点中心墓,位于第二号冢内的正中部位,有土圹,深不过1米,内筑大型石棺,长2.21米,宽0.85米,墓壁为石板平铺。石棺以上并砌石台阶,石台阶从四壁筑起,共3层。第三层石台阶已高出墓口和地面,高出地面的砌石部分做出一石椁式方台。方台每边长3.6米,高出墓口0.65米。可惜此墓早期被严重扰动,未见完整人骨和任何随葬品。
牛河梁第三地点中心墓,位于冢的中心部位,是一土圹棺墓。东西长2.9米,南北宽1.35~1.85,深0.9米。石棺以石块平砌,长1.8米,宽1.5米,墓底未铺石。内葬单人,仰身直肢,男性,头向西北。随葬玉器3件:头下枕一马蹄状玉器,胸部置一玉琮形器,右腕戴一玉镯。
牛河梁第五地点中心墓,位于东侧第1号冢的中心部位偏西一侧,方向119°,有大型土圹,墓口长3.8米,宽3.1米,深2.25米,墓穴大部分已凿入风化基岩。墓壁起台阶,南北两侧起三层台阶,东西两侧起两层台阶。有大型石棺,以长条形石板平砌,每边约6~7层,前后挡板并以整块石板立砌。棺内壁长1.98米,宽0.55米,无底板,有顶盖,为大块石板叠搭而成,盖板以上有封石。单人仰身直肢葬,为老年男性,头向东。随葬玉器7件。勾云形玉佩、箍形玉、玉镯各1件,玉壁和玉龟各一对。勾云形玉佩置于右胸部,为竖直,背面朝上,下压一箍形玉,右腕上套一玉镯,头部两侧各置一大型玉壁,两手各握一玉龟。
牛河梁第十六地点中心大墓,位于冢的中心部位。凿山为石穴,长3.9米,宽3.1米,深近5米。三面竖直而下,一面有斜坡。有大型石棺,以长条石板平砌。每边约10多层,棺内壁长约2米,宽约1米,有顶盖,为大块石板叠搭而成,盖板中央部位有一用石板砌的竖井,高约1米。盖板上封土积石,最上层用风化基岩覆盖。不仔细观察难以发现。单人直肢葬,随葬玉器6件。头下枕一板状玉凤,左胯下一玉人,右腕套一玉镯,胸部置一玉箍,绿松石坠一副2件。此墓是牛河梁已知规模最大,营造最难,结构最独特的大型墓葬。
牛河梁积石冢的中心大墓具有唯一性,即有冢群的山岗上,不管有几个冢,只有一个冢设置中心墓。如牛河梁第二地点共6个单元,明确的有4个冢,但只有在二号冢设有中心墓,这样看来,在有冢群的山岗上,冢与冢之间也有主次之分,设置中心墓的冢应该是主冢。
牛河梁积石冢一冢多墓,除中心墓以外各冢包括有中心墓的主冢内都葬有多个葬墓。这些葬墓都以石板和石块砌筑石棺,较大的墓有土圹,墓底筑有大型石棺。小墓无明显土圹,但也有石棺。大墓有随葬玉器,小墓没有玉随葬。如牛河梁第二地点1号冢已发掘墓葬27座,东西中轴线上对称排列两座大墓,中轴线以南有4排石棺墓,计25座。两座大墓都有土圹,墓口近方形,长宽各在3~4米之间,墓深约2米,墓穴的大部分已凿入风化基岩层。墓的南壁起三层台阶,东、西、北壁则陡直。紧贴北壁下方筑石棺。用十多层石板垒砌,十分整齐。随葬玉器分别为5件和6件。其余25座,东西排列,共计4排,每排内各墓棺室头尾紧相连接。
牛河梁积石冢墓上封土积石形成土石状丘顶。一般情况是墓地的主体部分埋葬完结后,即在墓上封石,土上积石,从而形成地上建筑,冢顶积石以石块堆砌,似无规律。冢的周边选用边缘加工的平齐石料砌筑石墙。石墙采用“三七错缝法”砌筑,一般起三层,上口平齐。如果是坡地则就坡而筑,石墙层数也有差别,以保持上口平齐。积石冢形状基本为方形、圆形两类。
牛河梁积石冢上竖置成排无底筒形陶器。这种泥质红陶,壁厚,多在口下饰弦纹,腹部绘黑彩,有半面彩绘的做法。它的最大特点是皆无底部。规格较大,一般为成排地竖直于冢上石砌台阶内侧。至于它的功能,有人以为是鼓,有人以为是器座,更有人从力学原理分析,是用来保护冢顶封石和边砌石墙不至于塌落的“坝”的作用。但从积石冢整体结构和冢坛结合的特点看,这种筒形器与祭祀有关更为合适。有专家认为这是一种上下贯通,沟通天地的陶祭品,或可称为“陶琮”。
牛河梁积石冢惟玉为葬。积石冢内的墓葬随葬品,陶器甚少,多数为玉器。目前在已发掘的属于上层积石冢的54座墓中,有随葬品的墓27座,其中有玉器随葬的墓有26座,占有随葬品墓的95%以上,而且中心大墓和其他较大墓都只葬玉器。表明只葬玉器已经是牛河梁积石冢埋葬的一种特定制度。
中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指出:“中国文明的起源不似一只蜡烛,而像满天星斗,但是在讲到满天星斗似的文明起源的时候,我要特别强调一下北方,北方地区在中国历史上曾起到过相当重要的作用”。正是在苏先生的倡导下,20世纪80年代初,一批考古学家,踏遍燕山以北,寻求文明火花,终于在红山文化分布区内,发现了大型的坛、庙、冢遗址群。“红山文化坛、庙、冢,中华文明一象征。”大量确凿的考古资料证明,红山文化时期已产生了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级组织形式,即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已达到了早期国家的基本特点,社会进入到文明古国阶段。正如苏秉琦先生所说“如果说整个中国文明发展历史是一部交响曲,辽西的古文明则是它的序曲,比中原要早约1000年。”而孕育这一文明的正是红山文化区域内流经内蒙古和辽宁境内的辽河。黄河是伟大的母亲河,她孕育了黄河文明,而辽河也是伟大的母亲河,她孕育了辽河文明。正是这“满天星斗似的文明,汇聚成中华民族灿烂辉煌的五千年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