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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香之港——香港回归 百年故事      2007-07-01 来源: 新华日报

     运香之港

    远古时代,香港地区就已经有人居住。秦始皇统一中原后,派兵平定岭南地区,设置南海、桂林、象郡三郡,并从中原迁移50万商人和罪犯来守卫和开发。自秦始皇开始,香港地区就一直在中国中央政府的管辖之内,直到英国侵占前,从未间断。

    香港,顾名思义,就是芳香的海港,这里曾是运香、贩香的港口。明朝时,香港及广东东莞、宝安、深圳一带盛产莞香。此香香味奇特,远销江浙,饮誉全国。贩香商人在港岛北岸石排湾港将莞香上船,港口称为香港,旁边的村庄,称为香港村。

    1841年英国侵略军在港岛南部赤柱登陆,由一名叫陈群的当地居民带路向北走,经过香港村时,英军询问地名,陈群用土话答“香港”,英军即以陈群的地方口音HongKong记之,用以称呼全岛。在1842年签订的《南京条约》中,香港作为全岛的名称被正式确定下来。1856年签订《中英北京条约》和1898年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之后,香港进而成为整个地区的称谓。

     掉眼泪,掉杯子

    香港金融保卫战的“大决战”终于在1998年8月拉开帷幕。

    1998年8月27日。索罗斯旗下的量子基金公然宣称:香港必败。这种以某个公司或个人的名义公开向政府下战书的事,史无前例。

    8月28日。随着下午4点整的钟声响起,显示屏上不断跳动的恒指、期指、成交金额,最终分别锁定在7829点、7851点和790亿三个数字上。香港特区财政司司长曾荫权随即宣布:在打击国际炒家、保卫香港股市和港币的战斗中,特区政府已经获胜!

    香港市场人士估计,香港政府在这两周托市行动中,投入资金超过1000亿港元,后来香港市场逐渐恢复了元气,1999年特区政府从股市中全部退出,赚了数十亿美元。

    曾荫权后来说,决定政府入市干预的前一晚,他流下了眼泪。他在信中说:“政府参与市场是个两难的决定。我既做了这决定,便要坚守原则,接受批评……我们的日子是十分艰难的。但我不相信我们香港市民会输。”

    之前的1998年3月,刚刚出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他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如果香港有需要,中央政府将不惜一切代价保卫香港!”

    据说,索罗斯当时正在喝茶,听到这话时,他手中的杯子掉在了地上!

    1983年7月25日,外交部副部长姚广率中国政府代表团与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为首的英国政府代表团在北京就中英香港问题第二阶段会谈举行第二次会议。  新华社发

   待命护士

    2003年非典突袭香港。当年4月,胡锦涛主席在广东视察时会见董建华,仔细询问了香港的疫情,并指示董先生提供一份香港急需的药品和防护用具清单。随后,董建华就向中央政府提交了清单。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迅速批示,一周内保质保量、全部无偿提供。防护服内地与香港制式不同,有关方面要求内地工厂按香港的要求加班加点赶制,而特殊眼罩、口罩等只有国外特定工厂生产的防护用具,中央有关部门立即到国际市场组织采购。一周后,所有清单上的货物集中在深圳移交给特区政府。

    卫生部专门从没发生非典的地区抽调200名护士集中训练,熟悉香港医院的管理规则,时刻准备驰援香港。后来,香港疫情缓解,这批护士便没有派出。

    2003年6月23日,世卫组织正式将香港从非典疫情地区名单中排除,香港全城皆欢。新华日报资料

     “罪过”与“善哉”

    周南与彭定康的一次正面交锋,是在1993年香港大屿山天坛大佛开光典礼活动中。彭定康先是面对在场记者肆意攻击中国政府,并为他所推行的“三违反”政改方案进行诡辩。尔后又在见到周南的时候,主动伸出手来表示“友好”。周南却没领彭定康的情,以佛家的双手合十来代替握手。当记者要求周南对彭定康的讲话作出评论时,周南就结合当时情景说:“谁搞‘三违反’定会‘苦海无边’,罪过罪过;谁搞‘三符合’自是‘功德无量’,善哉善哉。”

   普通话,从“外语”变成港语

    10年前,在香港,普通话是不少人听不懂的“外语”。今天,普通话成了香港人的家乡话。

    黄良会:回归这十年,要说香港人最大的变化,是对祖国认同感更强了。上世纪50年代,香港人还用普通话唱歌。到70年代,港英政府鼓励大家用粤语唱流行歌,有意要让香港与大陆“不一样”。当时,我在港大教书,说普通话,有个学生会主席上来“讨教”:你是不是香港人?如果是,能不能跟我们一起说广东话。我回了一大通普通话,他根本听不懂!现在,我们家讲多种语言,普通话还是少不了。我身边朋友中讲普通话的,越来越多。每次回内地,大陆朋友问我是哪里人?我说是香港人。到国外,我说,我是中国人。

    应剑峰:10多年前到香港,想打听个什么,找警察问路,听得懂的回答大多是:“听不懂”。现在,普通话成了香港大众语言,你拿着地图在哪个路口稍微迟疑,马上有香港市民上前,用比很多江苏人还标准的普通话来指点你。

    彭军:刚到香港时,我们不敢讲普通话,怕被人看不起。现在,谁讲普通话,谁好像更受欢迎。听说,不少嫁到香港的内地姑娘,文凭不高的,只要考个证书,教教普通话——哪怕带着各式方言味道,一个月也能挣几千港币。

    季南平:1993年的香港人只讲英文和广东话。我不会广东话,当时只能用英语与客户对话。现在到香港,任何地方都讲普通话,就连地铁里,报站名也用普通话。

    孙福林:现在,在家我和夫人说苏州话,出门说普通话。儿子女儿在国外读书,也在学普通话。毕业后,他们会选择到大陆发展。

    1984年12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正式签字。新华社发

     江苏绣娘织《归程》

    香港国际会展中心五楼大厅里,有一幅恢宏大气的苏绣《归程》:红日东升,照耀春色中的群山,长城蜿蜒,一群归雁从维多利亚海湾的香江水面起飞,沐浴金光,飞过南京紫金山……这是1997年7月1日江苏省政府赠送给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礼物。

    “《归程》的方案设计仅一周,创作50天,30多个绣娘两班倒织就,都是创纪录的。”现任江苏爱涛艺术精品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助理吕元回忆说。

    这样一幅苏绣常规最少要绣一年。公司把苏州、宝应、丹阳、常州等地的30多位刺绣能手汇聚起来,分成两组倒班创作。据统计,在3.08平方米的画面上,走针逾200万针,共用210多种色线,如果把所有的丝线连起来,可以绕地球8圈多。

    6月初作品送深圳,再统一送香港。飞机货舱门只有1.2×0.8米,而《归程》是2.2×1.4米,绣幅过大只能把框架拆解,绣面按照对角线摆放。终于到了香港,当香港公司把提前预订的玻璃安装好,吕元掏出相机想在《归程》前留念,保安却再也不许碰。

     “马照跑”的领导人

    香港回归后,“马照跑”的领导人叫黄至刚。他不仅是百年老店香港赛马会的第一位华人行政总裁,而且上任前,对赛马一窍不通。

    没到过香港的人很难想象,赛马会是香港社会名流的最大俱乐部,赛马又是香港固定的最大规模群众活动。赛马既是赌博活动,难免有人赢钱,有人输钱。每当看到身边的人输了,黄至刚就会说“感谢你为香港做了一件善事”。

    原来,香港赛马会还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非赢利赛马机构,也是香港政府最大的税收来源和香港最大的慈善机构。黄至刚用通俗的算术来形容马会的资金运行,“比如香港市民用100元来投注,其中的81元作为彩金,返回到彩民手中;14元作为税款上缴政府;2元钱用于慈善捐款;3元钱支付马会的日常开支。马会的全日职工有4200多人,加上临时工作职位,高达2万多人。他们的工资都从那3元钱里出。”

    著名的维多利亚公园、海洋公园、香港大球场、科技大学等,这些香港人引以为自豪的设施,都是赛马会的功德。

 

   螃蟹包机飞香港

    在江苏供港物资中,有样东西很特别:螃蟹。因为它们常常“坐”飞机去香港。

    丁向阳,江苏粮油的老水产科长,他记得:1975年,江苏螃蟹就爬到了香港。“特供香港的螃蟹,公蟹每只3两以上、母蟹不轻于2.5两,还要膘肥、壳硬、健壮有力、钳脚俱全。”

    1976年,江苏粮油从春交会拿到出口香港325吨螃蟹订单。为确保螃蟹在路上不变成“死蟹”,丁向阳跑到国家民航局,请求派飞机空运螃蟹去香港。民航局特批将北京到华东的航线延长到广州。9月20日到10月4日,经停南京飞广州的“螃蟹包机”顺利飞行。航班每两日一次,每次80吨螃蟹搭机飞香港。

    从1978年开始,南京开出直飞深圳惠阳的班机,江苏螃蟹直飞香港。螃蟹从阳澄湖、太湖、长荡湖等地出水后,火速集中到南京郊区,连夜分拣、加冰、包装、启运。从湖边收购到运抵香港,最快只要七八个小时。

     静海寺敲钟155下

    南京静海寺,寺名祈盼着“四海平静,天下太平”。1842年,就在这里,清朝政府与英军谈判,将香港拱手割让。

    对静海寺纪念馆馆长田践来说,10年前的场景历历在目。“6月30日,静海寺一天都有活动。上午迎回归接力长跑,晚上庆回归文艺演出,零点,撞警世钟。” 警世钟高1.842米,寓意1842年的辱国议定;环绕钟体回纹,取“回归”之意,两侧铭文记述了这段沧桑历史。

    回归当夜,静海寺628平方米的院子里聚集了一千多人,警世钟被撞响了155下,告诫人们不忘155年的历史。第一个撞钟的是民族英雄林则徐的六世孙林纲和邓廷桢的六世孙邓源,三声钟响,林纲深情地说,“今天,九泉下的先祖定能瞑目了!”

   香港军营不吹军号吹哨子

    “作为和平年代的军人,驻港部队的经历,是我们永远的骄傲。”6月24日晚,三位驻港部队老兵——傅广军、郑风光、聂骥又坐在一起,回忆在香港的日日夜夜。

    聂骥: 1997年5月30日,我随先遣部队提前进入香港。当时,英军还没撤走,军营大门仍由英军站岗,进出都要凭英方办理的通行证。7月1日凌晨,我们迎来了自己的大部队,军营里升起了中国国旗!

    在香港,我们起床不吹军号,而是用哨声。因为我们早晨6点就起床了,而大部分香港市民要从9点多开始一天的生活,这样我们就不扰民了。

    郑风光:我们香港的军营实行封闭式管理,但在重大节日向香港市民开放。市民们对自己的部队很感兴趣,但因参观票有限,有的人在派票的前一天晚上,就拎着马扎排队领票。

    有一次,我们有位战士动脉被玻璃割断了,要立刻输血,香港政府马上协调红十字会送来血浆。后来,我们军营每年都组织为香港市民义务献血。

    三位驻港部队老兵在香港都呆了三四年,不过,出去游香港的机会并不多。“也就三四次。老兵退伍时,带他们上街转转,再就是家属来探亲的时候。”

    6年前离开香港时,他们每人获赠一把佩剑。“这是一把荣誉宝剑,现在还挂在我家最显眼的位置。”傅广军说。

     不要“the”,也不要“a”

    以小平同志与撒切尔夫人的第一次会谈为标志,香港问题谈判正式开始,但谈判一开始就陷入僵局。围绕议程中是否应该出现“主权移交”的字样,双方互不相让,时间过了六七个月,还一直僵在那里,实质性会谈的日期迟迟确定不了。

    1983年7月的一天,柯利达约请周南共进午餐。席间,柯利达说,中方在议程中提出了“香港主权移交”的问题(英文是the transfer of sovereignty)。他们认为,在双方还没开始实质性谈判的时候,就用这种表达方式,等于说英方已经承认了主权必须移交。因此,他建议把冠词“the”改成“a”。周南想,中文里没有冠词的问题,可在英文里还是有细微差别,用“a”显得不是非常确定,于是就跟柯利达说:是不是既不要“the”,也不要“a”。柯利达跟助手商量了一下,就这样定了。僵持半年多的问题,通过删除了一个“the”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