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皮肤病医院:彭德怀吴家花园托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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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诬私通外国搞颠覆活动 彭德怀吴家花园托孤
  1978年12月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闭幕。全会发表的公报宣布为彭德怀元帅平反!两天以后,12月24日,彭德怀同志追悼大会在北京举行,邓小平亲致悼词,,高度评价了彭德怀同志的功绩,尤其是他在庐山会议上所表现的实事求是的勇气。     

  又过了10天,1979年1月4日上午,与彭德怀元帅一起在庐山遭贬的黄克诚大将,神情肃穆地捧着一个厚厚的纸包,走进中共中央秘书长办公室,亲手交给刚刚被任命的新秘书长胡耀邦同志。胡耀邦接过纸包,轻轻打开包在外面的那几张60年代旧报纸,一看到在那泛了黄的稿纸和笔记本上的苍劲有力的笔迹,便不顾客套礼仪,放下手头的公务,急切地翻阅了起来。     

  笔记本上,在1951年7月1日的条下写着:在朝鲜战地志愿军庆祝建党30周年的集会上听了《国际歌》和《东方红》的演唱“感到《东方红》这歌中有一句--‘他是人民大救星’,这同《国际歌》的‘全靠自己救自己’似乎有抵触,似宜改为‘他是人民的好领导,领导我们向前进’。”     

  1960年4月,笔记作者在重读八届八中全会(即1959年的庐山会议)决议后写道:“庐山会议时左的现象虽然纠正了一些,但浮夸、虚报、对群众的强迫命令,不仅存在,而且还在发展,蒙蔽着真象,使一世英明伟大的毛主席也难以洞察。这一下不仅在政治上要打死一些人,而且会打出一个大马鞍形。”     

  胡耀邦完全被这些充满着唯物主义的求实态度和无畏精神迷住了。他继续往下翻阅。     

  什么“‘左’比右好”、“‘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矫枉必须过正”等等当年流行的口号,笔记作者一一作了评说,认为这些口号都不符合马克思主义。     

  ……胡耀邦从上午一直阅读到下午。是什么人的笔记,能使秘书长放下一切公务,几乎用一整天来全神贯注地阅读呢?笔记的作者是大名鼎鼎的彭德同元帅!读着读着,胡耀邦疑惑起来。     

  彭德怀被迫害致死以后,他所有的一切都被化为灰烬,甚至骨灰都被改名“王川”,远送内地存放,除了“罪证”,彭德怀的一字一物都不准留在人间。在这样严密的罗网之下,彭德怀的这些笔记文稿是怎么保存下来的呢?胡耀邦惊奇地问黄克诚:“你这是从哪里找来的?”“这是彭德怀同志的侄女彭梅魁同志冒着危险秘密保存下来的。”黄克诚说,“还在你主持中组部工作、大力平反冤假错案时,彭梅魁同志设法在医院里找到我,带来这包彭德怀同志的遗稿手迹,希望交给中央。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平反。我让她等一等。等我与你联系上以后请她一起来把遗稿交给你,她怕你工作忙,挤不出时间来,让我方便时交给你就行了。她只要求你给她写一张收条就行了。”“好,我这就写。”胡耀邦边说边铺开纸,拿起笔:

克诚同志并梅魁同志:

  今天上午,克诚同志交给了你要他转给我的彭德怀同志的一批手稿,计:五个32开笔记本,一个22开笔记本,一封给中央的信的手稿,一份注有眉批的“庐山会议文件”。     

  我当作为珍贵的历史文物转给中央。     

  这封信是我给你的收条。  胡耀邦1979、1、4下午




  12年后,当记者采访彭梅魁同志并问及她是如何冒险保存元帅的笔记手稿时,她淡淡地说:“我有这个胆,还不是伯伯教育的结果。”     

  接着,她沉浸在伤感的回忆里--1959年10月1日,彭梅魁趁国庆休假去看望伯伯--刚被罢了官的彭德怀。她来到中南海的东门,掏出“特许证”,要求进去见彭德怀。卫兵一口拒绝;“不能进,彭德怀已经搬走了。”“搬哪里去了?”她急切地问。回答是:“不知道。””“几天前,梅魁听了庐山会议文件的传达后,第一次来看望伯伯,伯伯告诉她:“你还年轻,我名誉不好,以后不要来看我了。”他不肯讲自己即将搬往的新址,只说大致是西北郊、颐和园一带。     

  彭梅魁在西北郊找了一上午,东摸西问,直到一位知情的警察告诉她:“彭德怀同志住在挂甲屯吴家花园。”当警卫参谋把她带进屋时,彭德怀又惊又喜,一把抓住侄女的手,连声问:“你怎么找到的?就你一个人来的?”吃过午饭,彭德怀依然兴致很高,非拉着侄女到花园里转一转。这哪是什么花园呀!满园断墙残瓦,荆棘丛生,一口废井将干未干,亭台假山已经倒坍,彭德怀却兴高采烈地给她介绍说,这是明末清初吴三桂的私家花园,也是他和陈圆圆的游嬉之地。吴三桂是明朝的叛将,清朝的贰臣,名声也不好。他还告诉她,传说北宋时杨六郎北征辽邦,曾在挂甲屯歇过战马,晾过战甲,因此得名。

  彭德怀讲得有声有色,彭梅魁却怎么听怎么不是味儿,杨家将的结局,吴三桂的名声,这是有意的布置,还是无意的巧合?



  1962年初春,彭德怀夜以继日,奋笔疾书,把自己的功过是非、委曲痛苦统统倾注于笔端,费时3个月,写出了8万字的长信。他在信中对于“里通外国”的罪名作了特别的抗辩:“我对私通外国搞颠覆活动的行为是深恶痛绝的……我诚恳地要求党中央根据一贯实事求是的原则,派专人彻底清查这一是非问题。如发现事实确凿,按以叛国罪判处死刑无怨。”     

  在这封8万言书的最后部分,彭德怀对林彪、柯庆施和康生三人作了直言不讳的评说,提醒毛泽东要对他们有所警惕。     

  3个月写下来,彭德怀的体重减了10多斤。初稿刚一脱手,他就病了。10多天没有起床。     

  1962年6月16日,彭德怀在“8万言书”的末尾亲签名以后,送中央办公厅转呈主席。     

  彭德怀天天盼,天天等,时时望着有个回音。两个月过去了,一点消息都没有。他憋不住了。8月22日,他又写了一封短信给毛泽东和党中央:“请求主席和中央组织专案审查,处理我这一莫须有的罪名。如果查有确实证据,愿受党纪和国家法律制裁,哪怕是处以死刑和开除党籍,都不会有怨恨的。”     

  这一次,他的上书很快就有了回音。在9月下旬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中央决定成立彭德怀专案审查委员会。然而,新调来的警卫班却奉命对彭德怀加强控制监视,不准彭德怀随意离开吴家花园。彭德怀身边的工作人员也都被列为监视、审查对象。     

  一个星期日,秋高气爽,彭梅魁带着自己的三个孩子来到吴家花园。她还打算让孩子们与外公合个影,留信念。然而当彭德怀坐到孩子们边上,照相机对好焦快门刚要往下按时,他却猛地站起身来,大步进屋去,边走边说:“我这个倒霉鬼的形象,不能跟孩子们照在一起,将来会影响他们的前途的。”     

  梅魁赶紧进屋去找伯伯。彭德怀一见侄女,仿佛决战时刻下最后决心那样,一字一句地说:“梅魁,我的问题看来一时半会儿也解决不了了。以后会怎么样,看来很难说了。我有一包材料,放在这里不方便,你能能替我保存一下?!”梅魁接过纸包,打开一看,是几个笔记本,还有一份手稿,上面有“第一稿”几个字。这份手稿,就是那份8万言书,伯伯写好后曾给她看过。她知道这包材料的分量,当即说:“行!”彭德怀又叮嘱了一句:“这是我自己对个历史的回顾总结。我现在还活着,就有人对我无中生有,诬陷诽谤,万一有一天我死了,他们不知会怎么编排我。这些材料你要保管好,等将来用得着的时候你再拿出来,为我争回清白。”     

  梅魁点点头说:“伯伯,你放心,我一定会保管好的。”这一天彭梅魁将伯伯的这包材料夹裹在孩子们的换洗衣服中,悄悄带回了家,连爱人也没有告知,不过,整整一周她过得特别不安稳,时时害怕伯伯有什么意外。下一个星期天,她早早地赶往吴家花园。     

  彭德怀顾不得寒暄,一把拉住她的手,急步走进屋里,压低了嗓门悄声说:“”“梅魁,我反复考虑材料放你那里不太合适,万一被人发现,会连累你一家子的。你还是替我送回来吧。”在彭德怀的坚持下,她把材料送了去。     

  1964年初秋的一天,彭梅魁去吴家花园。彭德怀又向她提起笔记手稿,再次告诉侄女:“梅魁,我这个人的问题,看来一时半会是解决不了,也不知道中央以后会怎么处理,笔记手稿放在我这儿也不合适,你看怎么办呢?”伯伯的忧虑和绝望,令梅魁心头直发冷,看来形势又严峻起来了。彭梅魁想了一下说:“我把它送回老家去。”“送回老家又怎么样?”彭德怀追问了一句。“那你就不用管了。”彭梅魁答得很干脆。接着她又说:“我把它埋起来。”     



  1964年秋,彭梅魁以送子回老家为由请了假,把彭德怀的笔记文稿带回湖南湘潭乌石乡故里。梅魁在老家还有位母亲、一位婶婶和一个堂弟。她把笔记文稿带回老家后,找来一个坛子,里面放了几块石灰,再把纸包放进去,然后用蜡封住口,埋在灶脚边的柴堆下。为了不让旁人听到挖土的声音,她故意选在白天人声嘈杂的时候,让母亲在门口放风。     回到北京以后,梅魁把埋藏笔记文稿的经过,悄悄地告诉了伯伯,彭德怀那忧郁的脸容难得地绽开了笑意:“好梅魁,我这就放心了。”     

  1965年9月23日,毛泽东接见了彭德怀,长谈6个小时,并与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陈毅等老战友、老同志一起共进了午餐,毛泽东亲自点将任命彭德怀为西南战略后方三线建设副总指挥,还说:“庐山会议已经过去了,现在看来,也许真理在你那边。让历史去做结论吧!”他知道自己的事儿还没有完,临行时再次嘱咐侄女要替他保存好笔记文稿。
  1966年春节,彭梅魁去成都探望伯伯。彭德怀告诉侄女:“我在这里很好,但是没人来看我,来谈工作,没有一个来的。”经过多次的政治风波,彭德怀已对这些细微之处非常敏感了,他又一次叮嘱侄女要经常与在老家的母亲保持联系,以防发生意外。“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梅魁有几个没收到母亲的信。她坐卧不安,怕万一出了事,怎么向伯伯交待?!于是她决定以看望孩子为名,回老家一趟。     

  彭梅魁和爱人张春一坐了两天两夜火车,又步行了两天,方才赶回乌石乡老家,不料刚一进屋就受到母亲的一顿埋怨:“给你们写了那多信,怎么连个字也不回。”原来,红卫兵已次光顾彭德怀的故居,试图搜寻彭德怀“反党”的证据。梅魁的母亲怕造反派强占房子,丢失彭德怀的笔记文稿,又久久等不到女儿的回信,只好与侄儿康知智商量,准备万一房子被人强占时,把彭德怀的笔记材料抢出来。彭梅魁知道堂弟康智办事踏实可靠,就同康智连夜把笔记手稿转移到山上埋起来。这一埋一直埋到1969年,彭梅魁见形势比较稳定了,又怕笔记手稿长期埋在地下会霉烂,才回老家取出来带回北京。     

  彭德怀1966年底被红卫兵揪回北京关押,但彭梅魁不知道被关押在什么地方,送东西只能送到卫戌区。彭德怀每次收到东西后,就写一张收条,让卫戌区的人交给侄女。然而,一年之后,收条也不见了。     

  又是几年捱过,1973年1月彭梅魁彭起勇气,直接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询问伯伯的下落。     

  4月22日有人通知她第二天去看“一个病人”。原来彭德怀患了癌症,已经到了晚期,需要立即动手术。周总理亲自批准了彭德怀的手术方案。于是,元帅却来了倔脾气,他坚持要先把他的问题搞清楚才上手术台:“万一我上了手术台,下不来了,我的问题不就永远搞不清楚了!让我背着黑锅去见马克思,我不去!”专案人员没办法,便求助于彭梅魁。     

  彭梅魁走进医院那音暗无天日的房间里时,惊得目瞪口呆:房间的窗户被旧报纸糊得严严实实。错暗的灯光下,原先魁梧壮实的元帅瘦得像一爿干柴,深深的皱纹刻在他那苍白的脸上。元帅拉住女的手说:“你倒胖了些。”彭梅魁轻声问伯伯:“您身体怎么不好了?”彭德怀告诉侄女:他长期便血,才被送到医院来。他换了一个话题问侄女“你母亲身体怎么样?”彭梅魁在专案人员的监视下不能直说,只好顺着伯伯的话说下去:“我母亲身体还好,放在老家的那些东西也保管得很好。你放心吧。”说完,她特别朝伯伯看了一眼,看到伯伯那会意的神色。她知道伯伯听懂了她话中的含意。     



  1974年11月29日,彭德怀终于走完了苦难的人生历程。彭梅魁闻讯赶到医院,元帅的心脏早已停止跳动。除了专案人员认为可以作为“罪证”的物品以外,彭德怀的所有东西,包括他被关押期间认真阅读并作过批注的62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都与他的遗体一样,被付之一炬。他们企图把彭德怀同志的一切都毁灭掉。但是,他们失败了。元帅早预见,及早做了安排。面对伯伯的遗体,梅魁发誓,等到云开天晴之日,她要把伯伯的笔记文稿献出来,让党重新审查,让全国人民了解伯伯究竟是共和国的功臣还是反党分子,是元勋还是首恶?彭梅魁终于等来了这一天。

出处:《南风窗》 作者:江水平